谨防公信力成为邓玉娇案的牺牲品2009-05-25的确，邓玉娇案越来越忤逆普通人的“预期”，就如人们一直“认定”是强奸，但警方始终坚持故意杀人，并不断“证实”这一说法；又比如，现在连是否解除了委托律师，也那么躲躲闪闪。这难免让民意有些失落，虽然民意本身并不一定可靠，关键是还没有见到可说服民意的理由和证据。
先从死者邓贵大说起。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娱乐。官员出入娱乐城，可以！但要求异性服务，这个真不可以！因为这与公务员身份不匹配，那么，邓贵大一行多人出入娱乐场所就是巴东官场作风的一个污点，可是，至今未曾见到巴东对官场作风问题做出过检讨和查处。不妨提醒一下，四川乐山曾出台严禁干部“8小时之外过度娱乐”，虽然当时被舆论认为“管得太宽”而遭到一顿炮轰，但现在看来，如此荒唐的禁令倒是有着多么强烈的现实意义。
也是，巴东既不是乐山，巴东也不是重庆。审慎和冷静，曾是重庆等地处置公共事件的宝贵经验，也是回应质疑和批评的最好方式。21日巴东县政府发言人就不大审慎，表示“在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擅自对外披露案情，严重违反了有关规定。”联系到此后委托律师被解除的消息，就难免让人怀疑这里面受到了巴东方面的压力。当然，几次公开案情，这值得表扬，但几次通报中又总是像修改病句一样把诸如“推倒”改成“推坐”等不断修正、删改，于是，不能不让人纳闷，一桩刑事案件何以成为悬疑剧？是案情真的复杂吗？或者是谁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这里面除了司法调查受制于本身的复杂、精细的专业要求外，有没有其他因素？随着案情的逐渐披露，在纷纷扰扰的民意激流中，这便成为巴东方面公信力的一道考题。
邓玉娇案已经成为公共事件，毋庸置疑，此前多次公共事件中，政府处理不慎搭上公信力的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是前车之鉴。同情弱者的朴素的道德情感，只有在严密的逻辑和确凿的事实面前才会低头。因而，邓玉娇案的每一个细节或者走向，不但需要将来在法庭上说服法官，同时也要说服当下的民众。而说服法官这一司法逻辑下的专业程序尚未启动，说服民众已然成为当下巴东绕不开的坎儿。其实，民意，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们对于经验和感觉的笃信，虽然民意没有永远的正确，但这种简单的经验移植、复制的结果却总是不断地逆向证明了人们的“先见之明”。所以，没有理由责怪民意不讲理，相反说服民意才是重要的，怕就怕不说服，或者说服不了。否则，由此引发的后果可能长时间不能平息。
' />从邓玉娇案的舆情看社会的断裂2009-05-22可以看到，邓玉娇案再次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此前，媒体刚曝出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这些事件，已令一些基层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不断被现实证实。
上述鲜明的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一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在各种断裂关系中，官民对立，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官员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基层政权的高度非道德化，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的事情。
基层官民的这种对立，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真正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却没有真正在享受发展的成果，成为一个沉默无助的群体。
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官民对立关系，必须真正还权于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权利。因为，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所享有的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普遍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如果不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邓聿文）
' />
您所在的位置：
发给朋友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