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教育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对此，社会上有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把评价权交给专业机构，必须要完善监管机制，否则，权力被滥用，权钱交易盛行，改革的结果可能比现在还糟糕。

推进教育改革，当然需要完善监管机制，但一味强化行政监管的思路，本质上还是行政治理的思路，而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在推进行政放权的过程中，学校、专业机构可能会出现诸多新的问题，但这不能通过“强化行政监管”来解决——“强化”的结果，会使权力重新回到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借治理学校、教育机构的问题，而进一步增加行政权——而应该通过与教育相关的各方积极参与，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从行政部门争得教育权、学术权、评价权、选择权。

行政部门要对学校、教育机构进行监管，但监管必须依据法律法规，不得越权干涉。动辄呼吁强化行政监管，会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公众还是认为办好学校、教育，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主动放弃自己的教育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以监管之名干涉学校教育、专业评价，导致我国学校办学缺乏个性，行政评价泛滥，弄虚作假严重，在放权给学校和专业机构时，行政部门要监管学校、教育机构依法办学、开展活动，而不能再介入干预办学活动、评价过程，防止办学活动、评价活动出问题，关键在扩大受教育者（消费者）的选择权，以选择权落实监督权，同时建立学术共同体，形成新的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

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积极参与，履行各自的责任十分重要。比如，针对校长公选，有大学教授认为这只是走过场、搞形式，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走过场，不把其当回事，结果确实可能就是走过场。而如果教授们不愿意让其走形式，是完全可以有作为的——在目前推行的校长公选中，有教师、学生参与的民意测评环节，公选组织者表示，这一环节的民意测评结果，将影响公选人选，但由于测评意见并不当场公布，不少人怀疑测评究竟起不起作用。既然怀疑，那么为何不要求测评环节的意见当场公开？如果所有（或者大多数）参与的师生都有此要求，公选组织者如果拒绝公开，就将承担很大的压力，如果当场公开，这不就促进校长公选前进一步吗？

再比如，目前高校都在建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部门也宣称要把学术委员会建成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对此，很多大学教授也觉得不可能，对学校组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不积极，不可能的意识加不积极的作为，可想而知。而如果教授们就按最高学术权力机构来组建学术委员会，要求行政部门放权，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其他如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只是摆设、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培训机构侵犯消费者权益频频发生等问题，解决起来，如果仅仅依靠行政部门，也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治理的。只有每个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增强自身的权利意识，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对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办学者、经营者形成制约。

简单地说，即便政府部门不愿意动真格放权推进改革，但所有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动真格的态度落实国家已确定的改革措施，这不是可倒逼改革动真格吗？如果大家都觉得政府不会放权，也不愿在政府放权后做出自己的改革努力，一遇到问题，就叫行政来管理，而不是通过自主、自治解决，改革是难以推进的。

推进教育改革，每个人都有责任，而不能把这都视为教育部门的责任，大家一直反对教育行政化，可在推进教育改革时，自己不愿意有作为，却一心期待政府部门作为，这不也是行政化的思想吗？对于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老是想到行政监管，而不是想到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该怎么以实际行动来扭转教育问题，这让我国的教育改革一直走不出行政思维，也就无法打破行政治校的框架。　　　　

冰启（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