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国城镇化的任务突出出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源泉，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综合战场”。城镇化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有挡不住的自发性，但要获得这一进程的高质量，又是最难的一件事，做好了它，几乎可以等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中国城镇化的规模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它的综合质量应当说差强人意。中国城镇同发达国家的城镇相比还有很大综合差距，但对照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几乎望不到头的贫民窟，我们又算是幸运的。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综合打分应当高于“及格”。

中国的大量城镇得以避免“贫民窟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较强的控制力。中国城镇的扩大过程与国家城镇经济的发展需求总体上形成了对应，农民进城的盲目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进城的农民并没有失去土地，有退路，中国“农民工”是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人群，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同时有农民和工人两个身份，并在城市和农村间不断穿梭。

但中国的目标是要建造高质量的城镇，它的动力却不是工业化本身就能提供的。中国的很多城镇从本质上说是“围绕大工厂的宿舍区”，即使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里也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下班了，穿着工装的大量农民工从工厂出来走向宿舍，早上则相反，城市的一切与他们的关系很少。

中国的大中城市都越建越漂亮，都有大广场，周围刻意集中了一些豪华大厦，很多还建起CBD(中央商务区)，入夜之后主要大街景灯闪烁。但在很多城市里，这些硬件设施的经济利用率极低，它们脱离城市现实，带动不起消费。

中国的市委书记、市长们都学会了抓基础设施建设，他们都有本事让城市很快变个模样。但很少有地方官员是组织活跃市井经济的行家，因此中国出了不少漂亮的、但在经济上却又是“空荡荡”的城市。

中国需要加强城镇自身的“城镇化”，换句话说，要让我们的城镇“更像城镇”，而不是超大型的“宿舍区”。农民工要市民化，居民区要“社会化”，夜晚是城市“下班”，但却应是经济生活的继续。

中国很多城镇都没有独立的文化性格，有些城市的文化价值有时还不如发达社会里的一个社区。西方的城镇几乎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有一层层的文化积淀。中国的一些城镇或城市新区则短时间搭起来，文化是空的，毫无消费的附着力，所有中国人都崇尚几个全国性的明星，各地很少有自己独特的骄傲。

让我们的城镇在市井经济和文化层面都活跃起来，需要一些工业化之上的拉动力。然而这些拉动力都是些什么，我们不仅不清楚，甚至缺少这样的研究者。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基本在低水平层面上“重复建设”着。

中国高质量的城镇化不可能是欧美城镇的拷贝，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它们当年完全不同，我们的文化环境也自成一体。中国城市的繁荣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很多城市搞得过于“正规”，城市本身应有的一些“不规则”受到压抑，民间创造力也像街头小摊那样被一起“整顿”了。

中国城市人口很多，但培育有经济和文化价值的人气却很难，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们需要涌现一批深度城市化的先驱者，时代在呼唤他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