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救助更多廖某的，还是法律和司法本身。对廖某而言，就算无法退赃也同样应从轻。从轻不是拼钱，也不是拼悲情，而是讲证据依法律。

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为让妻子活下去，廖某私刻医院公章，并用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日前，廖某因诈骗罪受审，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廖某为救妻不惜以身试法，虽令人同情，但其行为涉嫌犯罪并无疑义。检察官求刑3年至10年，不能说是对廖某冷漠，实是于法有据。此案涉案金额高达17万余元，在刑事司法中已属“数额巨大”，这正是最令人纠结之处。

当然，廖某也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比如，他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悔罪态度好，对社会没有造成较大危害。这都意味着，廖某至少可以在量刑幅度的法定范围内从轻。在我看来，“判三缓五”是既合乎法度又不失情理的选择。一是3年有期徒刑并未超出法定量刑标准；二是廖某具备缓刑条件。依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一般标准是：被判处3年以下（包括3年）有期徒刑且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除“判处3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缓刑条件廖某都具备了。

事实上，围绕此案的“情法冲突”有被夸大的倾向。法不外乎人情，司法机关目前对廖某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这让廖某在接受庭审前可以照顾妻儿。从廖某涉嫌的违法事实看，他并非暴力犯罪，亦非累犯。既然合乎取保候审的所有条件，为什么不取保呢？

我不太同意一些媒体刻意渲染“情法冲突”。至于一些“好心人”大力呼吁“法外开恩”，更是对法律、对司法的双重误解。廖某一案并不需要“法外开恩”，对廖某取保候审，本属合法；若法院对廖某适用缓刑，同样合法。一言以蔽之，廖某一案依法从轻足矣。

据报道，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向廖某捐赠17万余元，希望廖某尽快退赃，以便在量刑上有所帮助。据称之前法官对廖某也有“退赃从轻”的提醒。老实说，我不太认同这种司法规则，理由很简单，难道没能力退赃就只能被重判？

这其实是另一幕悲情。廖某因得到社会捐助就有了从轻的机会，这机会来得太过偶然。廖某是不幸的，先有自己下岗后有妻子重病，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但他又是幸运的，至少他得到了舆论关注。其实，像廖某这样的悲情每天都在上演。除了少数个案因机缘巧合为公众熟知外，更多的苦难只存在于当事人的心里。舆论救得了一家，救不了所有。

能救助更多廖某的，还是法律和司法本身。对廖某而言，就算无法退赃也同样应从轻。从轻不是拼钱，也不是拼悲情，而是讲证据依法律。法本容情，就请别再人为把法推到情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