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上涨势头却难以遏止。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全国政协委员庄威表示，各地超编和超标公车已呈泛滥趋势。（5月27日《新华网》）

如同N份文件管不住官员吃喝的那张嘴一样，历经18个春秋的“车改”依然未能遏制住“车轮上的腐败”。尽管各地频频推出车改新招，不断创造出“XX模式”，但就全国而言，超编和超标公车呈泛滥趋势仍是备受诟病的不争现实。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固化于官员头脑中的特权思维。

在官本位思维盛行的社会背景下，以“工作需要”为名义的公车配备，早已越过了“代步工具”的范畴，偏离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制度初衷，而成为官员的福利待遇、身份象征。“车价”体现官员“身价”，“排气量”彰显个人“能量”。“公车改革”不啻于挑战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一场“自我革命”。而由“坐公车的人”推行有损自身利益、得罪官僚群体的“公车改革”，势必于心不忍，注定举步维艰。因此，没有敢于挑战特权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车改”永远都会停留在“只踩油门不挂档”或“雷声大雨点小”的作秀层面。

“限车”必先“限权”。“公车改革”有赖于官员畸形思维的洗心革面，即破除特权思想，放下官老爷架子，让官员做回“公仆”，公车切实“公用”。而大量事实表明，让公权归公和公车交公，不能企望于官员的幡然醒悟和自我节制，必须借助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度约束。鉴于目前各地对公车监管的改革尝试，破除特权思维必须抓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彰显一个“公”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同样需要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首先，公车使用标识化。在国外，博茨瓦纳就采取民用车挂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而公务车则统一挂“红底白字”车牌。为公车涂上区别于民用和商用的识别标记，以方便社会监督。官员开着有明显“公车”标志的车辆，总不免心有余悸；其次，公车消费公开化。政府对公车的数量和每年用于购车、使用、养护的支出要定期向社会公布，以接受公众评议。

二是取消一个“专”字。在现实生活中，“为官即配车”几乎成为官场相互攀比的潜规则，公车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人“坐骑”，只有取消“专车”，才会限制“特权”，防止公车私用，提高公车使用效率。沈阳市浑南新区将区管公车组成由60台车辆组成的公务车队为120个部门服务的做法，值得借鉴。当然，根据各地实际，也可采取按系统、分部门的“集中管理”方式。

三是强化一个“罚”字。好制度贵在执行力。确保车改效果领导应当率先垂范，同时必须按制度严格实施问责。尽管公车私用屡见不鲜和公车超编、超标泛滥，但鲜见有人为此受到处罚。而缺乏问责的车改，难以遏制特权，也注定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