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本报报道的仁爱基金被指捐赠万辆劣质自行车的报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通过微博回应：已对此事展开调查，如属实将严肃查处，并通报结果。而大家关心购买自行车的钱从哪儿来？就以上问题，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吴昂坪以及仁爱基金志愿者办主任时进龙。（4月27日 大洋网）

面对公众对红十字会下设“仁爱基金”志愿者办公室的捐赠疑云，红会的回应更让人生疑：一是“不知情”说；二是“临时工”说。对于这样的两个回应的关键点，最直接的猜想就是在无限推脱责任，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仁爱基金”属于红会的下设机构，自然需要跟红会在财务上保持依存关系，保证账务一致，而不是单飞。因为在捐赠劣质自行车的时候使用的名号就是红十字会，可见，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两者存在着不容质疑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再声称“不知情”，就只能说明是推脱责任的借口或者是职务亵渎的写照。

再者，“仁爱基金”主要是关注于弱势群体，遵循着雪中送炭，公开透明，尊重意愿，社会效益的宗旨。而这些接受捐赠的单位不是国企就是老干部局，试问与“弱势群体”有何关系？他们也远非需要“雪中送炭”。比如多次接受“仁爱基金”捐赠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0年底，集团总资产1448亿元，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72位、中国企业效益200佳第69位：而陕煤化集团，自称中国西部煤炭航母。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2010年5.8万元。中国企业效益200佳中位列35位，是陕西入围中国500强企业中效益最好的企业。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捐赠，显然是“仁爱基金”吃错了药，深藏着其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

其实捐赠劣质自行车的疑云远非如此简单，其用于购买自行车的钱的来源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捐赠过程中未开具任何收据或者发票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按照时进龙的说法，钱是自己的钱。那么，用自己的钱去捐赠的事件不是没有，那仅仅是个人行为，如陈光标。如果不是，那就是红会财务漏洞的真实表征。没有任何收据更是说明其财务状况漏洞之多，这些没有进入红会财务监管的钱款到底还有多少漏洞？而这样不透明和混乱的状况更是给中国红会公信力的丧失埋上了定时炸弹。从郭美美事件开始以降，红会的公信力已经丧失殆尽，再来几次丑闻红会可能真的经不起折腾。

而从实际的反应，不仅不是实事求是，反而使用“不知情”和“临时工”来搪塞。时进龙，即使是到期的人员，也不能逃脱责任的问责，因为既然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所以，用“临时工”的说辞忽悠大众的行为更惹人讨厌，因为这远非承认错误的态度，而是不断寻找着如何遮掩事实真相的伎俩。按照这样的逻辑，下一步，红会应该做出的决定就是对时进龙免职处理，所谓杀鸡儆猴。

其实，公众需要的远非如此。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事实的真相罢了，在出现劣质自行车的捐赠门之后如何进行危机公关才是红会应该做的，及时向公众公布事情的真相，对于制度的缺失进行修补，而非动辄拿出“临时工”来搪塞。否则，事与愿违，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