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给上司打电话请假之后，他从6楼坠下，尸体被清洁工发现。昨日，翔安新店镇东方新城小区一男子坠楼身亡。民警推测，他是因为妻子患病卧床多年，家庭经济压力过大，不堪重负而跳楼。 （见2月8日的《厦门商报》）

钱不是万能的，但对于生重病需治疗的人来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无论是“张艳天亮前死去”，还是“陈立主动放弃”等，还不是因为缺乏救命钱。同理，这位男子的妻子身患强直性脊柱炎，几乎瘫痪，多年卧病在床，为给妻子治病花费了几十万元，但治疗效果却不佳。现在一个月2000多元工资基本都花在帮妻子治病上。如此病情压得这位男子喘不过气来，作出了无奈的选择。试想，如果这位男子的家庭经济条件宽裕一点，也不至于如此轻生。其背后，一个不用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地方的大病救助机制到哪里去了？如此追问，不得不承认：时下，地方社会救助普遍缺乏，建立最基本的医疗救助机制，乃当务之急。

事实上，看病贵是弱势群体生活中最大的难题。“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这种真实写照不仅体现在看病难上，关键是有些人根本没钱看病。如果要医院为贫困家庭的病人“埋单”，显然不现实。毕竟，救助贫困家庭是社会保障范畴的事宜，地方政府理应根据各地情况建立自己的医疗救助制度，设立医疗救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真正让贫穷家庭不因病致贫、不因病自杀等。唯此，人的生命权才不会因贫困而丧失，生活才活得更有尊严。

“男子不堪妻病重负跳楼”，乍一看，是个案，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件很普遍。无论是患癌老人跳江轻生，还是农民工夫妇俩携子裸体上街行走求救等等，都折射出社会救助缺失的悲哀，该反思的正是社会救助机制本身。从“男子不堪妻病重负跳楼”现象可管窥全国，不难感受到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机制的紧迫感。毕竟，制度不兜底，我们都是弱者，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