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已经是美国知名教授的阿尔瓦雷茨（Luis Walter Alvarez）去参加全美物理年会。吃午饭时他与27岁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格拉泽同桌。交谈中，格拉泽告诉阿尔瓦雷茨，自己的报告被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他非常担心到时人们因提前离会而不来听。

阿尔瓦雷茨好奇地问格拉泽报告的内容。格拉泽说，他受啤酒摇晃后冒气泡的启发，想以此寻找探测基本粒子的方法。几年后，阿尔瓦雷茨在格拉泽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尝试，终于成功做出了第一台液氢气泡室。

虽然格拉泽的思想并不成熟，而阿尔瓦雷茨的液氢气泡室的设计思想也远超格拉泽当初的设想，但196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是授给了年轻的格拉泽。

这是朱清时先生在一次讲座中给学生们列举的诺奖美谈。他想借此告诉同学们，创新最重要的是思想，只要有新思想，就可以超越伟大的科学家。

这听上去确实令人振奋。可是，格拉泽生活在美国，听朱校长讲故事的同学生活在中国。他们，很难有格拉泽的“幸运”。例子就在眼前。

最近获得拉斯克奖的屠呦呦，就面临该不该一个人得奖的争议。在这一成果中，她扮演了三个“第一”的角色：当年是她最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是她最先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也是她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但是，在中国医学界，不少人认为，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很多人做了贡献，是不能把奖给屠呦呦一个人的。

在过去40年，屠呦呦都包围在有关争议中。而以格拉泽的获奖来看屠呦呦的获奖，这些争议简直不值一提——格拉泽获奖，凭的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阿尔瓦雷茨的贡献似乎要远远大于格拉泽，可获奖者却是格拉泽。难怪美国人认为，不要说屠呦呦在这一成果的取得中有三个“第一”，就是她只有一个“第一”，也该获奖。

在笔者看来，围绕屠呦呦获奖的争议，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学术贡献、什么是创新，还没怎么搞明白。可以说，从获得青蒿素成果到现在，40年过去了，在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多大改变，即轻视创造性思维，而一味追求创造性成果。这种本末倒置，让创造性成果难出，而且，即便产出创新性成果，也没有高度重视创造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