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9日电 香港《大公报》19日刊出署名文章《人情化社会遭遇“资本逻辑”》。文章说，一些观点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化社会”特征视为“糟粕”，易限于浅表化理解，社会关系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无所谓“病态”。当今社会，资本自私自利性与社会的一切形成共谋，彻底使原先社会的一切扭曲与异化。资本逻辑是理解整个社会事件的最深层原因。

文章摘编如下:

建立在血缘、地缘等自然共同性基础上的“人情”介入公共领域，使得一些权力形成对于某些个体的“叠加”或者“挪用”，这样一条社会分析方案一般来讲，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事件”的分析——我们称之为“人情社会分析法”——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现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着“断裂”与“承续”的双重特征。抛开在价值乃至对于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的秉承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叙事构架中，展现的“断裂”。这一点尤其在资本逻辑深入的中国当今社会之中，显现出十分重要的特征。

因而上述的“人情社会分析法”需要进入一种深层次的转型思考。

在一些平常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总是面对这样的事情，一些本来看似根本不可能办成，通过“后门”，这个违规乃至违法的事情，都能够顺理成章“搞定”。一旦这些搞定的荒唐事情被曝光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很多的评论者往往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很多问题，不单是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而且来自于一些人乐此不疲编织的人情“关系”，于是很自然地进一步推论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的东西有关。”

那么如何解决这样一种“病态”呢？“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因素，树立新的良好社会风气，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现代法治社会的制度建设。”

显然在这样的主流评论话语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情社会分析法”的凸现，并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情化社会”的特征视为“糟粕”，这种看似深刻的文化分析，却易限于一种“浅表化”的理解，并没有真实地分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机制。

社会关系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本身并无所谓的“病态”属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构成所谓的社会，离开了“社会关系”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既然是一种“中性”的“关系网”，怎么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病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的确，在具有典型传统的农本社会的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以“家庭本位”为核心的人情化的生存图式。

但是，当下，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冷静地看中国目前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却出现了一种“关系冷漠”，如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的“以钱衡量”。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一种真正的“人情化社会”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表现为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已。

为什么这么讲呢？当今的社会，资本的自私自利性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形态，与社会的一切形成共谋，彻底使原先的社会中的一切“扭曲”与“异化”。资本如“普照的光”在现代社会中渗透并统治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它至大无外─没有什么还能逃避于资本力量掌握而存在；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正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及其利润至上的原则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背后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在表象上就展现为所说的“人情化社会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既然资本逻辑是理解整个社会事件的最深层原因，那么，如何破除这样一种社会幕后的操纵者呢？当然祈求人人的自律是不足的，依靠法律的完善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不跌入历史发展的短视症的话，我们还得进一步寻找方案，向往一种至善的生活。这样的一种逻辑形态的彻底破除，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彻底改变上，而这一切又得在发展资本的基础上消灭资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得利用资本，但是一定得懂得，资本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

如果仅仅将问题放置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整个事件发生上，就容易忽视了真正的病根。以最深层的资本逻辑透视这样一个事件，是一种国家与历史的高度应有的视角，便于国家从政策措施上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但是利用资本，必然带来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如何能够保持两者之间的良性运行，或者消除资本逻辑，已是非本文所能及了。(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