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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界首再现黑砖窑劳工事件，犯罪嫌疑人张学乾去各地寻找流落街头的智障者，并把他们哄骗到窑厂；并以每名智障者200元左右的价格向出租车司机购买。(燕赵都市报7月23日《中国新闻》版)

　　图片说明：安徽界首市警方近日解救的黑砖窑智障劳工已有29人被送返家乡，尚余3人在界首市社会福利院等待认领，这剩余的3名受害人中，包括1名不会哑语的哑巴，以及2名智障程度相对严重者。他们均说不清家乡所在地。高微 摄

图片说明：安徽界首再现黑砖窑劳工

　　那边，富士康职员孙丹勇的非正常死亡案尚在调查中。这边，安徽界首再现黑砖窑劳工的新闻，再次灼伤我们的双眼：用智障者充当黑砖窑劳工，相信很多人都会愤愤地抛出“必遭天谴”的诅咒。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富士康职员的非正常死亡，应该引起我们对资本暴力、企业文化反思的话，那么，黑砖窑再现的暗影里，我们不能徒留叹息：灭绝人性的黑砖窑，不能继续存在；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不应被继续搁置。

　　砖窑并非暴利行业。但雇佣智障者为劳工的黑砖窑缘何屡禁不止，值得反思。通常认为，低成本、高利润、轻惩罚，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深究起来不难发现，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从嫌疑人张学乾雇佣智障劳工的手法看，可以称其为“惯犯”。而且，出租车司机出售——包工头购买——窑主雇佣，“黑砖窑智障劳工”这一利益链条的形成，其背后极其可能有成熟团伙犯罪的魅影。不难推断的是，参与这一利益链条的，绝非张学乾一家：经历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事件后，还有多少类似的“黑砖窑”、血汗工厂，还有多少“张学乾”们为非作歹，实在难以想像和估量。

　　但让我们感到愤懑和无奈的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安徽界首黑砖窑事件智障者的送返、案件的定性、共犯的确认等，都面临了相当的阻力——比如因为时间久远证据获取艰难、智障者表达能力有限、共犯线索的难以锁定等。这样的现实，注定为彻底摧毁“黑砖窑智障劳工”利益链条蒙上了阴影。不难猜测的事实是，这些黑砖窑既然能在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事件后死灰复燃，那么，在黑砖窑再现的新闻被媒体传播后，当地那些尚未发现的黑砖窑，必将“潜伏”更深，或者暂时关闭，等此轮严查过后，再“浮出水面”。

　　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一直以来摇摆、游移的畏难情绪，成为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屡遭打击，仍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对于一些非法用工的多发区，当地政府一般很难组织起常态的多部门联动的督查机制。通常的情况是，唯有接到举报，这些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才会被取缔，才为公众所知。而且，在不少地方，出于对自身政府形象以及主要官员仕途的考虑，不少地方政府不愿意将这样的“丑闻”推到舆论台前。在这种心态主导下，彻查和深挖辖内同类事件的进行，以及常态机制的形成，往往也就不甚理想了。比如在安徽界首当地，各级相关部门对黑砖窑非法雇佣智障者的事，没有理由一无所知。但缘何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深入彻查，值得追问。

　　在黑砖窑再现的暗影里，我们不能徒留叹息，起码应该对三个问题进行必要而深入的梳理。

　　其一，如何举全社会之力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因为这是一项涉及面较大的体系构建，这对各级政府财政，以及相关机制、法律的详尽设计而言是不小的考验。

　　其二，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将暴力强迫劳动罪细则纳入到刑法。原因很简单，提高惩罚力度，是杜绝“黑砖窑智障劳工”以及类似非法用工釜底抽薪的方法。

　　其三，“黑砖窑智障劳工”、富士康员工非正常死亡等，毕竟都是极端事件。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和劳资关系背景下，尽可能有效、全面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考验着相关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能力与智慧。（李记）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