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多为患”，的确是一个久治不愈的沉疴顽疾，患就是害病或患病，既然有病，那就的诊疗。用什么样的处方来根除全国“基层政府超编已成难题”的病呢？这是个由来已久，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清无名氏《病玉缘·闺怨》曰：“世间无不可医之病，倘能对症下药，岂有不瘳之理。”由此可知，“官多”之病，并非是不治之症。

　　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祛病的决心，但光想去病，没有对症的处方就是再诊疗也是白搭。不对症的处方不仅治不了病，反而还会引致“抗药性”，的病后一旦再患上抗药性就麻烦更大了。因“抗药性的产生会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能再发挥应有的杀菌治病效果，甚至使药物完全无效，从而给疾患的治疗造成不小的困难，除此而外，还容易使疾病蔓延”。

　　那么，医治“官多”的这个处方是什么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则认为，除了转变政府职能之外，还应该公开财政，“你的财政一年养官、养车花了多少钱，你把口袋给扎紧了，事就清楚了。比如说县级财政，一年假如说有5个亿或者8个亿，你如果养官花掉4个亿，人民群众肯定不答应，为什么养这么多官呢？人员法定化、机构法定化以后，再实行财政公开化，这样老百姓就会看得非常清楚”（4月25日CCTV新闻1+1）无疑是一则治疗“官多”的国医处方。

　　不过，这则处方还没见有哪个地方采用过？一个县市乃至一个乡镇，正职之外配备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副职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甚可说是“上至大江、下到南北”几乎是比比皆是，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称之为“官多为患”，说是“古今中外没有过”。可“湖南常德称石门县有11名副县长未违反原则”（新华网湖南频道4月26日电）。“未违反原则也好，古今中外没有过也罢”，总之，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从现在起，就应当透明与众，公开11名副县长们一年内的花销是多少？养官的开销如果成了密不示人的“密电码”，只会引发“官多”之病的“抗药性”。

　　曾经见诸权威媒体的报道也早已验证了副职过多，易致“玩弄权术”的通病时常发作：“县处级副职多，就抢了、揽了科级单位、乡镇长的权，就会争权，就会有不高兴；那么多副县长，会议坐主席台的就多，会议发言就多，会议时间就长，记者的镜头就忙。有些位置排前的副职，甚至计算出自己的镜头比其他副职少了八、九秒而对电视台不依不饶；副县长多了，就要讲究排名。因为排名就意味着权力的大小，各种因排名而起的或明或暗的争执难免；副县长多了，各人分管的工作就更换得频繁。出了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是别人的；办公室要一般大，车子要一样的规格，一样的使用，电脑要配一样价钱的，否则，就会摆不平。”有的甚至连开会时“鲜花怎么摆放”都要“挂在心头”的副职领导干部会给老百姓能带来些什么好处？这样的副职领导干部能被百姓所认可吗？

　　我国精兵简政的口号是一直从未不停地在高声呼喊着，但执行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反而是副职越减越多，副职的泛滥，惟一受到侵害的，也只能是百姓。因为面对愈演愈烈的“基层政府人员超编”，国家那点儿有限的财政被用于养“古今中外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官”儿后，还能有多少剩余银两用来关顾、回报百姓和惠民呢？湖南石门县11名副县长及16名县委常委1年的开销是多少？（黄晏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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