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的两极化特征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会的常态现象。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同时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或者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经过30多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社会之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限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不满”为什么现在会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普遍心态。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还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自1840年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直就处在东西方的冲突之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时刻处在东西方的交融与冲突之中。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国家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则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但最终却使得集体主义成为徒具其表的“虚假意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发生转变，但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转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从《非诚勿扰》中“拜金女”马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观，到武汉打捞船工“挟尸要价”的金钱观，仅仅30多年，中国人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陷入了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

“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共存。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如果我们只看到最近30多年来整个社会朝向市场的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GDP的狂飙突进，却忽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变迁的迅疾，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当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在这方面中国“高铁”的得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显然，当人们从价值观上普遍接受了经济上致富的改革或文化目标后，既有可能遵从社会规则、采取制度化手段“发家致富”，当然也可能违法乱纪，通过越轨行为窃取财物。从缺乏诚信、“杀熟”、造假，到贪污、受贿、诈骗，乃至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达成“致富”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区别仅在于越轨者在现存的制度体系中占有何种资源和权力，以及个人具有何种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