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文化自成体系的传统中国，文化诸层面（器物-制度-观念）本是协调共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君主集权政制、儒释道三教共弘的精神世界融为彼此契合的统一体。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多次变乱，频繁地改朝换代，但上述统一体从未瓦解，还磨合得愈益圆润。但时至近代，“高势位”的西洋近代文化楔入，从体用两层面对中国固有传统提出挑战，而文脉深厚的中国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西方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照单全收，而是在汲纳与排拒间徘徊，大体路数是：器物文化层面取法西洋，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则力求保守故旧，于是引发了道-器、体-用的二元分割乃至对立，从而陷入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困局。

传统文化本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而至近代则面临中道与西器的错位（实为中古式的上层建筑与近代性生产力不相对接），国人颇感不适。顽固派从保守角度坚执“道器一体”，主张器物-制度-观念全都一仍其旧，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这种迂阔之见当然无补危局，是行不通的；改革派则信奉“变异-不易”的二重易理,在相当长时段变器以守道，如前述觉醒者几乎皆以“道中器西”、“中主西辅”立论。冯桂芬在建议“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同时，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王韬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杞忧生易言跋》）。郑观应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孙家鼐1896年在《遵旨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称：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这是“中体西用说”的完整表述。此后，洋务大吏张之洞（1837-1909）1898年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劝学篇·会通》），“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设学》），令“中体西用说”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乐道的“流行语”。

概言之，清末改革派倡言“中体西用”，较之昔时的文化自闭是一大突破，其实效则是机器工业、近代文教、近代官制、军制的引入，中国获得宝贵的文化新质，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和观念领域深层变革的滞后，“中体西用说”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体用两橛”境地，谭嗣同（1865-1898）将其批评为“不审”，并力陈“道之不离乎器”，“器既变，道安得不变？”（《谭嗣同全集》，第197页）兼通中西的严复（1854-1921）则评述：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认为中学与西学各有体用，中体与西用的勉强拼接，实为牛体马用，无法成功。严复考析洋务运动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无以救中国。

为克服近代中国“体—用对立”困境，严复设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范式，试图融通体用，但该说依凭西学的体与用，并未找到中西文化的涵化路径。以后，有学人提出“西体中用”说（李泽厚），却仍然没有克服体用割裂之弊；又有学人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说（傅伟勋），庶几接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实际状态，然而此说尚待深入的学理论证，更需要在践行性展开中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