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著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考证异同，补苴罅漏，为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前代史家相比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扬后世，但订疑规过却往往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身为史家，何人不想代圣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顺应时代需要，选择自任其劳而让后学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无疑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胸襟。诚然，乾嘉时期的学术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压之下，学者不得畅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对于时代责任的认知及其在著述价值观上的变化，更不容忽视。因为不同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各个时代社会给史学提出的任务。由于治史的任务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形式，或以某个时代特定的形式作为典型，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时代，评价其史学成就大小，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