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得到毛泽东允许他搬出钓鱼台的批示后，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兴高采烈地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分前后两院，前院住着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在这宽敞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进口的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又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把所有关系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元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元提高到100元。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元二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元。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严厉地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大寨的每天一元五角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有人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陈永贵有北京市工商局发的特供本，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那个特供本其实是白白拿着。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来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毛泽东就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分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也还是不太好过。陈永贵作为中央领导人说话、行动仍有很多限制，而且还得应付一大堆文件，不是批这个就是转那个，整天画圈圈。他总想出去走走，比如到京郊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要层层做好准备，结果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起初，他找机会大胆地走出住处，去商场或理发店，但几次都被群众认出来而造成了围观，搞得不好收场。从此他便不再寻机出去走动，想溜达就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他才有机会出去转一转。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都栽在院子里。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他看了一会，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决不像60来岁的老人。（孟 红）